我把眼泪冻成珍珠
  然后挂在你优美的颈项

  作为果子，我们最终将被摆在客厅
  被人吃掉，或者默默腐烂
  且让我们默然吧
  身如冰雪，心怀温存


  后记：在一个群里，有人在说哈尔冰的冬天。有人说：“冻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有人说：“不对吧，应该是冻得眼泪都流不下来吧。”然后我就补了一句：“我把眼泪冻成珍珠，挂在你优美的颈项”，群里的朋友们跟着起哄，叫我“再来几句”，于是我借着一个网名叫“无花的果”的朋友的名字，又补充了几句。虽然我补充的这几句，跟“诗”的标准比起来差得远，但能认识职位名字叫“无花的果”的热心朋友，实在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所以，我也不避鄙陋，录在博客上。

                                       新闻是一种理想
                                                           陈代阳
  新闻是一种理想——
  而我们的理想，就是有更多的人走上这个领奖台，即使曾经沧海也会为一张薄薄的证书怦然心动，终生难忘。
  我们的理想，就是陪着路灯下的芭蕾女孩走到聚光灯下，让不可能成为可能，陪她实现梦想。
  我们的理想，就是当北川中学废墟上建起新楼挂满标语口号，而你还能听到那些年轻亡灵的呼叫。
  我们的理想，就是去关注无数与你无关的事，不让无证无照的农民工总是成为替罪羊，他们应该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为留守家乡的小女儿卖一个新书包，和一件过年的新衣裳。
  我们的理想，就是让记史和救世成为本能的信条，执著地普及公民社会的常识，而对公权的滥用保持怀疑和警惕。
  我们的理想，就是不相信最优，只相信次优。相信人间会越来越好，但不相信人间可以变成天堂。
  新闻是一种理想——
  而我们的理想，就是把晚上的一声叹息变成白天的一句豪言，让遗憾越来越少。
  我们的理想，就是下了夜班，穿过悄无人迹的街巷看到家里那盏灯的光亮。
  我们的理想，就是奔走在陌生的城市，步履维艰，却目光如炬，倾听使命敲打灵魂与啤酒瓶碰撞的交响。
  我们的理想，就是让对手和读者赞叹，也忍受因戴着镣铐跳舞引来的责难甚至嘲笑。
  新闻是一种理想——
  而我们的理想，就是享受春花为游人嚣张地绽放，也享受秋雨无声地落下。
  我们的理想，就是耳边总萦绕着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喃喃自语：应该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而不要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
  我们的理想，就是当沸腾的岁月喧闹地过去，当庸常的日子寂寞地来临，你能够坦然微笑。
  我们的理想，就是在尘土飞扬的大地上踏实行走，又怀揣穿越七层梦境的念想。
  我们的理想，就是此生即便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也绝不在此岸终老！

  （1）建议中美共管，蒋介石一拒琉球

  1943年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参加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2）惧怕日本，蒋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王宠惠等国民党官吏们分析：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3）美国将琉球交与日本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4）中国政府的激烈交涉
  在美国向日本转交琉球控制权的过程，中国政府一直与相关国家交涉，指出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并谋求将钓鱼岛主权收归。当时中国政府态度之激烈，让很多时事评论家都猜测“战争的发生，似乎不可避免。”
  当时，中国政府声明：“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激烈反映，导致美国国务院发瑞脑消金兽言人不得不表示：“归还冲绳的施政权，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发生任何影响。”

（4）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提出“交给下一代解决”
 
  1978年，掌握中国实际领佳节又重阳导权的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访问日本。访日期间，他为中日钓鱼岛争端定了调子：交给下一代解决。
  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谈到，中日双方由于各自的环境不同，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会谈中谈。我同园田外相讲过，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找不到解决的合理的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
  （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的关于钓鱼岛的论述，可以在其女所著的《我的父亲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中查到。此外，相关历史经历者都有类似回忆，以此来证明邓的“外交智慧”。）

  新的政府普遍喜欢把其经济问题归咎于前任的失误。因此，1976年下半年当华国锋开始其短促的任期时，就有传言谓：由于“四人帮”的阴谋破坏，中国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据称，正是因为新政权的及时制止，中国经济才得以免于崩溃。

  1978年10月当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及其同盟者取得政治领佳节又重阳导权时，以往的经济错误大部分被归溯到毛泽东时代，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添上了华国锋的错误，却不曾提到，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正是后来被取消的华国锋“十年规划”的原初作者。随着时光流转，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时代的政治圈中的经济学家们为过往的毛泽东时代描绘出的图景越来越黑暗。这样一种说法很快被人们接受并成为定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只有过两次相当短的经济发展的进步时期－－1953年至1957年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尽管也不无失误，然而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为那些目前正在当政的人们当时曾是苏联模式的倡导者），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刘少奇路线时期；除此之外的毛泽东时代则几乎乏善可陈。因此，许多那些曾经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或者忽视过的人们便对这位前主人比黄花瘦席的幽灵开展了报复，他们把中国的大部分经济问题归结为极左的“主观主义”，“乌托帮思想”以及“平均主义”。毛泽东以后的批评家们指摘道，毛泽东主义者们没能遵从“客观经济规律”，而这些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现在正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下清楚地展现。然而，即使是按照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时代的官方经济学家们编制的统计表展示的事实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图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他们所描绘的那样黑暗。尽管新政权从毛泽东时代所继承来的经济问题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其规模之大也令人惊愕。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带虚假成份）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

  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当前的中国领佳节又重阳导人们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估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务实”的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是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第一位发现了现代化的好处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十二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九十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万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州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佳节又重阳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三百万上升到了一千八百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两千八百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莫道不消魂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很粗糙。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半夜凉初透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纪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莫道不消魂命，与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年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一个经常作的比较，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农业经济与印度之比较，这个比较至今依然不失其真实，只不过远远没有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那么符合政治时尚了。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佳节又重阳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65岁。

            　　（本文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玉枕纱厨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人比黄花瘦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生活）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主要是指工业革莫道不消魂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上

            　　                                         1949年10月24日

2002年世界杯，我在成都某日报当记者，被借调到体育部写评论，我觉得：世界杯就是一切，虽然写天天写评论很累，但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2006年世界杯，我在重庆一个日报做部门主任，同时答应体育版编辑，偶尔为他们写几篇评论，我觉得：世界杯有点麻烦，手下的记者们都去看球了，没人出去采访了——这些记者真是太搞了，居然可以为了看球放弃工作……

2010年世界杯，我在重庆一个周报当部门主任，除了安排部门的编辑做了一期跟世界杯扯上点关系的选题外，世界杯就没我什么事情了。我觉得：世界杯，其实只是极少人生活中极小的一部分，看不看无所谓……

附：2006年世界杯时，我写的几篇文章，当时觉得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现在想来却矫揉造作得可笑。挂号里的文字，是现在看到后写的感想。

http://ljl-1108.blogcn.com/diary,111885155.shtml三届世界杯，我和齐达内就老了（有点无耻，矫揉造作，居然把自己和齐达内弄到一起了！齐达内哪里晓得我是什么鸟人啊？）

http://ljl-1108.blogcn.com/diary,111885143.shtml亲爱的因扎吉，张晓娟结婚了（张晓娟结婚，关因扎吉鸟事！）

…………
当时写了好多篇，懒得一一找出来阅读和点评了。